丰子义丨面向新时代的人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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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世纪80年代，基于对“文革”的反思，“文化热”中逐渐凸显人的问题的重要。90年代，以黄楠森教授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自觉构建人学学科，成立人学研究机构。1996年，由北京大学人学研究中心及一批我国著名的人学研究专家发起，筹备成立中国人学学会。2002年1月，中国人学学会（China Society of Hominology）经民政部批准正式成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人学命名的全国性学会。学会成立20年来，在彭佩云、黄楠森名誉会长和陈志尚、丰子义会长的领导下，团结和组织人学研究优秀学者，立足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进行扎实的基础理论和现实对策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值此中国人学学会成立20周年之际，特刊发丰子义会长领衔的一组专题，以期引起关于新时代人学研究的讨论。

 面向新时代的人学研究

丰子义：北京大学哲学系博雅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人学学会会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专家等。先后被评为教育部跨世纪人才人选和北京市“百人工程”人选等，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之一。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社会发展理论、全球化理论等。

摘 要  我国的人学研究是改革开放后适应新时期的需要而兴起和发展的。在4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人学研究大致形成了这样几种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路向，即基础理论研究、现实问题研究、“对话式”研究、交叉式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推进人学研究，应着力加强对新时代新阶段的新问题、全球化大变革中的人学问题、人学基础理论问题、理论与现实中重点难点问题的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需要加强和改进，重点是加强专题性研究、跨学科研究、比较研究以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结合。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学研究在我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今年正好是中国人学学会成立20周年，刚刚过去的一年则是人学学科主要创始人、中国人学学会名誉会长黄楠森先生诞辰100周年。我们重温这一段历史，分析人学现在的研究状况，研判今后的研究重点与努力方向，不仅是对黄楠森先生和中国人学学会成立20周年的纪念，而且对于明确新时代人学研究的目标与任务，推进人学学科建设，也有其重要意义。

黄楠森先生(1921-2013)

人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在我国，人学是适应新时期的需要而兴起和发展的。虽然从历史上看，古代社会就有关于人的问题的大量著述与思考，特别是中国哲学主要是围绕人的问题来展开的，其思想资源丰富而多彩，但“人学”真正引起高度关注并作为一个学科发展起来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这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造成的：对十年“文革”的反思，开始了对人权、人道、人的尊严的强烈呼吁；改革开放的推行，打破了僵化体制的束缚，社会活力显著增强，要求更好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关键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市场经济的确立，要求市场主体既要有自主性，又要能够按照市场规则诚实经营、自我发展；新技术革命的出现，带来的是对传统产业、技术的重大挑战，客观上要求加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所有这些，都使人的问题得以凸显。加之对以往哲学研究状况的反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使得人学研究迅速兴起，“人学”应运而生。

人学研究在我国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发展历程。在20世纪80年代初，围绕人道、异化、人性问题的讨论，人的问题成为学界集中谈论的话题，而后主体性问题、价值论问题、选择论问题讨论的兴起，使哲学的研究明显倾向于人学。在90年代，人学研究的重心逐渐转到人学体系的建构上来，主要讨论人学的研究对象、人学与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人学自身的体系，力图为人学研究建立学科规范。进入21世纪以来，人学研究在研究界域、研究内容、研究的视野和方法等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和突破，其主要特征是面向现实，关注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人学问题，使人学研究更具当代性、现实性。总体来看，我国人学40多年所走过的发展历程大致上是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推进的。由于找到了研究的“水源”和“土壤”，理论研究日益具有活力，人学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人学学科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以黄楠森、陈志尚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92年，北京大学率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中心；1996年初，首都一些研究人学理论的著名专家学者倡议并筹备成立中国人学学会；2002年1月，中国人学学会被正式批准成立。在老一辈学者和学会的带领、组织下，我国人学逐渐走上发展的快车道。

人学，因其涉及的问题过于复杂，因而学科定位和学科属性一直存有争议。经过讨论与探索，这一问题现在基本上取得了共识。在人学的界说与理解上，尽管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按照学界大多数学者的理解，所谓人学，就是对人的整体性理解和把握，即从整体上研究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有关人的基本理论的学科或研究领域。人学主要是从与“人的哲学”“人的科学”的区别中显示出独立存在的。人学不简单等同于“人的哲学”。“人的哲学”探讨的是人与世界关系中关于人的一般问题、规律性问题，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没有也不应该包括人的问题的各个方面，因而它有自己的理论视域和研究范围。人学也探讨人的生存发展的一般问题和规律性问题，但并不排除对人的相关具体问题的研究，而是力求从理论上对这些具体问题作出深入的理解和说明，并在其解决上能够有原则上、方法上的指引。因而人学是介于哲学与具体学科之间的中层理论。人学也不同于“人的科学”。“人的科学”涉及众多学科，每一学科都有自己的视角、自己的概念体系和方法，分别研究人的不同方面，如人体解剖学、人体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等，因而“人的科学”实际上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个学科群。人学不同于这种分门别类的研究，而是在各门人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加以理论上的提炼和概括，形成关于整体人的完整图景。所以，人学不是“人的科学”的简称或代名词，人学的内容也不是关于人的各种科学的汇集，而是有其独特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式的。就其研究的方式、方法而言，人学更接近于人的哲学。

关于人学的学科属性和理论定位，在中国的语境中是非常明确的。所谓人学，尽管涉及的学科很多，但主要指马克思主义人学。它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基本理论，同时也包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人的问题所形成的各种新的人学理论。人学要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不仅是由中国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客观需要决定的，而且是由人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决定的。从思想史的实际情况来看，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像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仅仅是关于“物”的理论，其更重要的是关于“人”的理论。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就是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就决定了它关注的焦点必然是人的现实世界、人的生存发展，其所有论述都是直接或间接为这一主题服务的。尽管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关注的重点不同、讨论的问题不同、论战的对象不同、阐述的观点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其研究都是围绕人的命运、人的相关问题展开的。无论是对封建专制和资本主义的批判，还是针对不同对象所进行的各种批判（如宗教批判、哲学批判、政治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等），无论是对各种社会形态、各种社会历史现象的分析解剖，还是对各种理论观点的系统阐发，都是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来揭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阐述有关人的生存发展的一些基本观点，寻求人的解放和发展的途径，为改变人类命运指明方向道路。所以，研究人学，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研究，并结合新的社会现实予以深化、发展。这正是中国人学的性质和理论特质。

在我国，人学研究也有自己特有的方式。由于人的问题涉及的方面很多，需要探讨的问题也非常之多，因而人学研究伊始，学者们就各有侧重，呈现出多角度、多方面研究的局面。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大致形成了这样几种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路向：一是人学基础理论研究。由于人学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基础薄弱，因而强化基础理论自然成为研究的重点。在这方面，主要是依据经典文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人的思想资源进行深入开掘，具体阐释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本理论，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关于人的存在论、本质论、发展论、主体论、需要论、价值论、自由论、权利论等；同时结合唯物史观的形成、发展过程，阐述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一些重要方法论原则，如整体性原则、现实性原则、实践性原则、主体性原则、历史性原则等。通过这样的开掘和阐释，初步构建起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基本框架。与此同时，人学的理论内容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中国人学、西方人学思想资源进入其中，形成了中、西、马结合的格局。其代表作是由黄楠森先生任编委会主任的“人学理论与历史”丛书，包括陈志尚教授主编的《人学原理》、赵敦华教授主编的《西方人学观念史》、李中华教授主编的《中国人学思想史》。二是现实问题研究。人学是在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大潮中兴起的，也是随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现实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各种重大问题，有的直接是人的问题，有的则与人的问题密切相关，对这些重大现实问题予以充分的关注与回应，便成为人学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如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出现的有关市场经济、现代化、全球化、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治理、公平正义等与人的发展相关的问题，激活了人学理论，使人学研究走进生活，富于生机活力。三是“对话式”研究。人学在我国的兴起，有一个重要的国际背景，就是西方文化与人学思潮的涌入。这对我国的人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从“引介”到“对话”的发展过程中，重点是对现当代西方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人学思潮的关注，通过对话交流，拓展了理论研究的视野，深化了相关的思想认识。“对话”研究同时也包括与中国传统人学思想的对话，注意加强对中国传统人学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充实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四是交叉性研究。随着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交叉研究已成为发展的一大趋势，“交叉学科”成为一门新兴学科。人学研究也是如此。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学的视界逐渐越出人学本身，注意吸收相关学科、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形成交叉性的研究。而人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也逐渐融入和体现到其他相关学科，发挥了重要影响。这样的交叉性研究，促进了学科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同时也促进了人学自身的发展。

推进人学研究的着力点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入推进人学研究，必须明确研究的方向与任务，找准研究的着力点。唯有如此，才能使研究更有成效，更能增强人学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面对新时代，需要关注的问题很多，但重要的是加强这些方面的研究。

1.新时代新阶段的新问题研究

马克思在谈到理论、观点的发展时，曾经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权威原理出现在11世纪，个人主义原理出现在18世纪。……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一规律性概括同样适用于人学的发展与演变。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状况不同、提出的问题不同，人学关注的重点和研究的课题自然也不同。只有关注发展现实，人学研究才能有的放矢。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又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进入新时代的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不同于以往的发展阶段，最根本的是主题的变化，即由过去的高速发展变为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这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所作出的科学判断。之所以要强调高质量发展，就在于现阶段发展各种矛盾、问题的焦点集中体现在发展的质量上。过去发展中突出存在的“数量缺口”问题解决了，现在发展中的“质量缺口”问题暴露了出来；过去“有没有”的矛盾基本解决了，现在“好不好”的矛盾凸显了出来。随着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消费结构开始向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方向发展，人民群众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品质要求日益提高，这就要求产品、服务从“数量”向“质量”转换，显著增强发展的质量优势。这样的转换，就是新发展阶段发展的现实。这样的现实，既给发展提出了新的问题，也给我们的人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像如何对待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如何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如何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如何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如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如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等，都是新阶段面临的突出问题，也是人学必须高度关注的重要课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围绕人的生存发展提出的，都同人的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因而人学研究必须自觉面对这些问题并作出积极的回应与解答。

新阶段这些新问题既突出了人的地位与价值，又对人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美好生活不是自然降临的，而是创造出来的；生活品质的改善和发展质量的提高不是按常规发展演化出来的，而是靠创新不断形成的；实现共同富裕不是靠新的平均主义或“劫富济贫”达成的，而是靠共同奋斗、公平正义来达到的……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提高人的素质。唯有素质、能力的提高，才能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才能达至美好生活。如何结合现实的发展要求，提升人的素质能力、促进人自身的发展，便成为新阶段人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2.全球化大变革中的人学问题研究

人生活于一定的时代，其生存发展总是受时代的影响。马克思在许多著述中考察人的发展时，就是和时代发展尤其是和世界历史、普遍交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发展有赖于交往的普遍发展，二者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只有普遍交往，才能扩大人的自由度和发展程度；只有普遍交往，才能克服地域性的局限，使狭隘地域性的个人变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只有普遍交往，才能利用人类文明成果来丰富和发展自己，提升素质与文明程度；只有普遍交往，才能扩大各种社会关系，使其本质力量有更好发挥和发展的舞台。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普遍交往与人的发展关系的分析，对于今天我们认识和分析人的问题是非常有益的。人学研究不能离开对时代的把握。

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既是一个全球化时代，也是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全球化不仅强烈影响世界格局以及每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而且深刻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状况乃至生存发展。就人的生存发展来说，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及其所引起的重大变革，对人的影响是重大的。首先应当看到，全球化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更难得的机遇：全球性的发展使人们的生产、消费、需要得到广泛拓展，人的能力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全球化使人们的交往空间、交往方式、交往对象均发生了深刻变化，使得交往更为便捷、快速；全球化是一个崇尚个性、鼓励个性发展的时代，生产、消费、生活方式的个性化日渐增强，鲜明的个性特征成为人的生存发展的一大特点。但是，伴随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社会又处于一个急剧变革、风险剧增的时代，以致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的大变局对人的正常生活的冲击是巨大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非常艰难，生存权面临威胁，发展权和人权更无从保障；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使不少国家深陷地区冲突和战乱，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资本在全球的快速流动，可能顷刻间使一些企业、商业破产，夺去众多工人的饭碗；全球化的激烈竞争和剧烈的经济动荡，使得劳动者很难主宰自己的命运，程度不同地听任外部力量的摆布；网络的发展一方面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自由空间，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人与人关系的疏离、隔膜，以致形成发展上的障碍。这就是大变革时代和大变局背景下的实际发展状况，是人类发展面临的现实境遇。

全球化大变革所提出来的问题，也是摆在人学面前的新课题。人学研究应当对这些问题作出理性的思考和回应。这些问题似乎宏大、艰深，难以驾驭，但直接关涉人类命运，关涉每个人生存发展的条件与环境，因而不可回避。面对这样的大变局，面对这些尖锐的问题，人学有责任发出自己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通过问题辨析和理论阐发，为人类文明提供理论支撑和文化指引。

3.人学基础理论的深入研究

历经多年的研究探索，人学基本理论虽然已初步形成，但因人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和研究领域，产生的时间短，研究还不够深入，故其基础并不厚实，需要持续加强。而且，从学术上来讲，任何一门学科的基础理论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一方面，有些原理随着时代的变化和讨论的深入需要适当加以调整以不断补充、完善；另一方面，基础理论也是开放的，随着学术交流的扩大，许多原理也是在互动中发展创新的。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继续加强人学基础理论研究，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深化人学基础理论研究，重要的是抓好这样一些基本环节：一是加强一些基本原理的深入阐发。理论要能说服人，必须彻底；而要彻底，必须把“理”说深说透。这就要求突出哲学的反思批判功能，在一些重要理论观点、重要问题的解释和说明上，不能仅限于抽象的推论、演绎，应当强化反思批判，注意前提性考察、方法论考察，使理论确实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穿透力。如近些年学界讨论较多的公平、正义问题，这是人学原理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其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抽象的哲学话语上，应当深入到政治经济学之中，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予以深刻地理解和阐释。唯有如此，才能对公平、正义有实质性的把握。二是加强对一些实践经验的概括总结。善于从实践中汲取智慧和营养，这是深化人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在这方面，应当对原有的一些人学基本理论结合新的发展实践加以新的阐释，使其富有新意并具有当代价值。同时应对实践创造的经验加以提炼概括，以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如对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不能仅限于描述、归纳，而应加以提炼、概括，从“经验”上升为“理论”。因为经验之所以为经验，总是含有某种共通性和规律性，正因如此，才有借鉴、参照的价值可言。将这些共通性和规律性的东西提炼出来上升为理论，既可以深化对经验的认识，又可以丰富和发展原有的人学理论。像中国发展的许多经验经过提炼、概括，完全可以进入到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体系之中，拓展和深化原有的理论。三是加强一些学术概念、学术命题、学术观点的理论创新。一个学科的学术体系主要是由其学术概念、学术命题、学术观点、学术规范、学术话语等构成的，学术体系建设需要这些方面的共同“发力”。其中，学术概念、学术命题的提出和创新是一项更为前提性、基础性的工作。就学术概念来说，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一定程度的“术语革命”，是深化人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恩格斯曾经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人学也不例外。进行“术语革命”，一方面是要能够提出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新的概念和范畴。因为新概念的提出并不只是一个词语形式问题，而是标志着某种新认识、新观点的产生和出现，它可能扩展新的理论视野，打开一个新的理论空间。所以，要推进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必须注意提炼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尤其是“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另一方面，要对原有概念、范畴加以必要的改造和创新，为其注入新的内涵，赋予新的含义。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部分范畴，都是围绕人的价值追求、行为规范提出来的，就其称谓来说，大都不是新范畴，但在继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经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诠释，又有了全新的内涵。与“术语革命”直接相关，新的学术命题的提出，对于深化人学基础理论研究至关重要。如近年来提出的以人为本、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弘扬共同价值、建设美好生活等，既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也是重要的人学命题。加强对这些命题的理论阐释，无疑是对人学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4.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

人学的发展创新常常是在研讨重点、难点问题中推进的。正是重点、难点问题的出现，给人学研究出了新的“题目”，促使其进行新的探索思考；正是重点、难点问题的探索思考，使人学理论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研究、探讨的结果，既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方法，又深化和发展了原有的理论，促进了理论创新。

重点、难点往往来自时代与社会发展提出的新问题。就以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说，它所引起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变化是巨大的。如近年来人们讨论较多的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的快速发展，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冲击，未来的发展日益具有不确定性。如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技术不仅仅是人们生活中的工具和手段，更重要的是成为人们生活的平台，是维系社会生活的重要枢纽与神经，离开了互联网，社会生活无法正常进行。现在，互联网技术已经与经济社会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实现了深度融合，大大改变了原有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调整和变化，也使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体验。又如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进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引起劳动结构、就业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等方面的深刻变化，有力促进了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引发的法律、伦理问题也日益突出，对家庭、社会以及道德观念等带来新的挑战。这些问题既是当代社会发展产生的新问题，也是人学研究遇到的新问题，而且是重点和难点问题，人学应当对其作出应有的说明。

重点、难点也来自理论研究中的困惑与难题。在具体研究中，问题是很多的，但难易程度是不同的，有的问题确实难以理解把握，以致形成一定程度的理论困惑。如在讨论幸福与快乐时，经常遇到这样一个难题：幸福与财富密切相关，但财富的增加并不一定带来幸福的增加，随着财富的增长，人们的幸福水平不仅没有提升，反而有所下降。这就是所谓的“幸福悖论”。对此悖论，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问题当然可以讨论，但这一悖论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财富”的理解不同。如果把财富仅仅看作物质财富，那么财富与快乐确实有可能产生矛盾、背离；如果把财富不仅看作物质财富，而且看作精神财富、文化财富，尤其是像马克思那样，把人的发展看作“真正的财富”，那么，“幸福悖论”就不难回答，或者就不会产生。因为随着各种财富的增长，尤其是人的财富的增长（人的全面发展），幸福水平绝不会越来越低。又如，近几年在讨论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时，经常提到资本逻辑与人的逻辑，并论及二者的关系。但何谓“人的逻辑”？目前还语焉不详，缺乏具体的说明，因而是一道难题，需要作出深入的探讨和解释。

一些重点、难点问题本身就是有争议的问题，或以前研究薄弱、现在需要重新审视的问题。且不说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上一时存有争议，就是在对经典文本的论述、观点的理解上也不尽一致。有些观点理解上的分歧可能直接导致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乃至理论方向的不同把握，同时也涉及对社会现实的引导。如关于马克思理论中“类”概念的理解，过去我们的好多著述都是将其当作马克思思想转变时期的用语或不成熟的用语来看待，因为讲到“类”，就是把人看作无差别的个体，用人本学来看人，把社会关系排除在外。应当说，马克思早期在讲人的“类存在”“类本质”时，确实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有明显的人本学痕迹，但同样讲“类存在”“类本质”，其内涵还是与费尔巴哈有明显区别，主要是从“自由自觉的活动”来予以说明和理解的。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后，马克思很少使用这些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类”的观点的放弃。马克思主要是从人类命运、人类解放来看待“类”的，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与整个人类解放是一致的，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其晚年的著述中，“类”的观点依然出现，尤其是在考察史前社会、人类文明的起源时阐述得更为充分。因此，不能简单否定马克思的“类”概念和观点，应给予全面、准确的理解和把握。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化的条件下，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人类文明，应当增强“人类”意识，共同繁荣，合作共赢。这就客观上要求我们对马克思“类”哲学给以新的阐释。

加强和改进人学研究的方法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总是需要形成相应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既包括各门学科通用的方法，也包括本学科特有的方法。面对新时代，人学要振兴，要有所作为，必须加强和改进研究方法，使研究更有成效，更有助于推进人学健康发展。从目前的研究状况和现实要求来看，人学研究的方法应当在如下方面予以加强。

一是加强专题性研究。每一时代的不同发展阶段，都有特定的主题，而主题又是通过各种问题体现出来的。这样，各种问题经过筛选、归纳之后，又可形成一个个专题。这些专题就是人学的研究对象。专题性的研究有这样一个特点，即连接着两头：一头是人学基本理论，一头是人的发展现实。借助于专题研究，可以沟通理论与现实，实现二者的密切结合。像近几年中国人学年会和相关人学研讨会的主题，先后有“人学视野中的新发展理念”“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与人的发展”“生态文明与人的发展”“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人的素质与社会发展”“人的生存方式与精神世界”“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人的发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与人的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的发展”“人学视野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美好生活需要”“面向新发展阶段的人学研究新格局”等，这些主题实际上就是人学应当研究的专题。对这些专题虽然有初步探讨，但还需作深入的研究。这种专题性研究的效果是多方面的，可以拓展研究的范围，可以使原来的某些人学理论观点得到新的阐发，可以使过去忽略的思想观点得到重新重视，可以使以前被误解和曲解的思想观点得到澄清和纠正。事实上，许多人学理论观点的新发展就是在这种专题讨论中实现的。如关于“美好生活需要”的专题讨论，通过对什么是美好生活、什么是需要、什么是合理需要的标准、什么是需要的满足方式等具体问题的辨析和讨论，大大扩展了原有的话题，使需要理论增添更为新的、深刻的含义，同样具有更为明显的现实意义。

丰子义：《现代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突出专题性研究或问题研究，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是并行不悖的。如前所述，基础理论研究永远是人学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来不得半点怠慢与淡化，问题是如何加强研究。实践证明，用现实问题研究来带动基础理论研究，是一条可靠的、行之有效的途径。从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史上来看，任何重大的理论创新从来不是从文本中解读出来的、从原则中推导出来的，而是在对重大问题的探讨和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产生出来的。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这是人学研究的责任和使命，也是人学研究的方向与出路。

二是加强跨学科研究。人的问题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整体性，其研究虽然可以分门别类，各有侧重，但终归不是靠单个学科或某几个学科所能把握的。人的问题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各个学科共同关注，相互补充完善。因此，我们的人学固然偏重于哲学，但又不能仅限于哲学，应该充分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形成跨学科的研究。实际上，伴随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学科也越来越主动地关注人的问题，自觉地从人学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将人学的理论与方法融入研究之中。如经济学的研究，面对经济发展日益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再仅仅盯着经济的单纯增长，而是逐渐关注人的生存发展。像20世纪80年代以来较有影响的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鲁所著的《新发展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等，就是从人的角度来研究发展的，主张新的发展应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重要手段。此外，在对人的关注的基础上，从经济学中还产生出“快乐经济学”（又称“幸福经济学”）这样一门分支学科，突出对人的研究。又如政治学的研究，面对当代政治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转向，这就是围绕人的生存发展问题更加关注公平正义，关注人的利益分配、财富占有、权利行使等。此外，社会学、文化学、生态学等学科均以不同的方式显示了对人的关注和研究。可以说，人学的理论、方法已经进入其他学科的研究视域，人学与这些学科正趋于结合和融合。这样的发展，无疑会促进人学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推进，我们党提出的各种理念和战略，都突出了人的问题，将对人的关怀放到首位。如新发展理念、经济发展新常态、国家治理现代化、“五位一体”文明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高质量发展等，都是围绕“人”这一中心提出来的，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是其鲜明的价值指向。像新发展理念“新”之所在，就在于突出了人的发展，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发展的核心和主线，要求经济社会的各种发展都要按照这样的理念来推进。其他理念、战略也是如此。正因为人是各种理念、战略的中心，因而可以围绕这一中心把各个学科凝聚起来，就共同话题展开交流对话、合作研究，因为一些重大议题都不是单个学科所能驾驭、解决得了的。也正因为各种问题最后都聚焦于人的发展，因而人学研究更易于同其他学科结合，更易于开展跨学科研究。

三是强化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要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有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解，必然要求对其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因为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包含的思想、观点很多，但这些思想、观点并不是彼此孤立存在的，而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加以宏观研究，才能对此有一个全面、准确的理解和把握，但是，要深化人学理论的研究，又不能仅限于此，需要重视微观考察。如《资本论》，马克思研究的目的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因而其研究自然是宏观的。但在进行宏观研究时，马克思又特别重视微观分析。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对商品形式进行微观分析时就强调指出，“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马克思关于人的问题的研究也是这样。一方面，由其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主题所决定，马克思偏重于人的生存发展和解放的“宏观叙事”，以为人类解放提供方向指引，人的存在论、本质论、发展论、需要论、价值论、自由论等都是为此服务、由此阐发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始终关注对人的问题的微观考察，特别是晚年对人类学问题的具体考察。关于人类学的考察主要体现在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研究中。当时，摩尔根通过自己长期广泛的调查研究，发现了史前社会的社会结构，证明了母系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阐明了家庭形式的演变规律，表明了家庭形式和婚姻形式在原始社会中的作用。马克思对摩尔根的发现非常重视，详细摘录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中所有有价值的篇章，同时通过对一些具体材料和事实的研究，阐述了许多新的见解。可以看出，人类学具体材料的考察和研究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完善和发展有重要作用，以至有的学者将人类学作为马克思学说（包括人学）的理论来源之一。马克思的这种研究方法，为我们的人学研究提供了典范，值得认真学习、借鉴。

加强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同时意味着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结合。人学固然不是人的具体科学，但是不能由此轻视或排斥实证研究。人学应当建立在经验材料、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没有经验材料为基础，人学终归会因失去根基而趋于枯竭。马克思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人学。

四是加强比较研究。西方的人学研究源远流长。从古希腊到近现代欧洲，西方哲学家对人的问题作过广泛深入的探索，提出了丰富的人学思想。因其研究的视角和关注的重点不同，先后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与思潮，如自然主义、德性主义、快乐主义、经验主义、理性主义、情感主义、历史主义、自由主义、意志主义等。伴随形势的变化和研究的不断深入，现代西方哲学开始出现了不同的“转向”，其中人学转向就是一大特色。在否定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研究主题及其理论模式之后，人的问题上升为哲学的主题。存在问题、人性问题、异化问题、价值问题、自由问题、公平正义问题、人类命运问题等，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特别是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性问题的出现，使人的问题更为突出。像活跃在20世纪西方哲坛上的主要流派，包括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舍勒的价值现象学，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以及利奥塔、德里达等的后现代主义等，都是现代性的主要批判者，都从人的角度对现代性提出了质疑和批判。尽管这些理论、观点不尽合理、全面，但所提出的问题、所作的分析、所得出的某些见解还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特别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社会“现代病”的揭露和批判是非常深刻的，所提出的问题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所提出的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也是值得我们吸收借鉴的。所以，人学研究需要扩展研究视野，加强比较研究。

现在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过程之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开启使这一过程明显加快。现代化的发展，一方面推进了社会进步，另一方面也难免产生带有共性的现代病，给人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鉴于这样的“前车之鉴”，我们的发展和现代化明确地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将“人的全面发展”置于最高目标和最高原则。为此，我们的人学研究应当关注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教训，注意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提出合理的思考与建议，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和人的正常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刊于《江海学刊》2022年第1期。为保证阅读效果，注释已删除。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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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编辑 单雪丽    图文初审 丁惠平    终审签发 赵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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